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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下旬,隋文帝从长安前往洛阳,直到第二年四月才返回。为什么皇帝不在首都处理国事,却要有半年多时间住在洛阳呢?原来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发生了饥荒,严重缺粮。关中的粮食主要靠关东供应,集中到洛阳后,运粮的船只溯黄河而上,经过三门峡天险,再进入渭河,还是逆流而上,直到长安。运输相当困难,运费很高。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到洛阳办公,实际是“就食”,即就近得到粮食供应。这样既减少了关中供应的压力,也节省了一笔不小的运费。

开皇十四年,五月间关中就发生旱灾,到八月还没有下雨,旱象日益严重,出现了大饥荒。这次隋文帝不仅带上文武百官,还命令长安和关中的百姓全部随同,到洛阳“就食”。

由于让灾民迁至粮食相对富余地区就近获得供应,远比将粮食逆流运至灾区要方便。而且在持续的旱灾大面积发生时,缺粮、断粮的人口迅速增加,救灾粮如不能及时运到,势必造成大批灾民死亡。从事运输的人本身要消耗粮食,特别是在陆路运输时,成本很高。灾民“就食”时可以直接到达粮食供应地,或者分散到最便利的供应点,提高了宝贵的救灾粮的利用率。

正因为如此,这一救灾办法为唐朝的皇帝所沿用。唐朝也建都长安,在关中发生饥荒时,太宗、高宗、玄宗曾多次去洛阳“就食”。

直到近代,灾民外出就食依然救灾的有效措施。1920年,华北发生特大旱灾,严重的灾情与清朝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年)的“丁戊奇荒”相似,但山西的死亡人口大幅度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铁路已经通车,使大批灾民能被外迁就食。

现在有了现代化的交通条件和运输手段,在西南旱区,粮食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灾民不必外出“就食”。但要长期给灾区输水,不仅运输量大,而且随着旱情的扩大和持续,一些地区的水源即将枯竭。如据国家防总秘书长刘宁介绍,云南的蓄水到5月就会用完,那时就得组织灾民外迁“就水”。这一方面是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也是比较有效的。现在每位灾民每天要供应20公斤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去,成本之高,可想而知。而且长此以往,灾民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差。如果灾民迁至水源地一带生活,尽管也会产生一些不便,却兼有节约与改善灾民生活之效。

其实,“就水”的原理应该贯穿于干旱地区的总体规范。这次大旱固然是天灾,也未必没有人为因素的影响。西南一些地方属岩溶地貌,普遍是石灰岩结构,渗透性强,不易蓄水保水。地下水虽然丰富,却大多深入溶洞,汇成暗河,丰欠悬殊,不便利用。不少地方是高原深谷,看得见谷底的河流却用不到水。由于地形复杂,有些地方干热异常,蒸发量大。在制订当地的总体规划和确定具体的产业规模时,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特别是要考虑“就水”的原理,保证就近获得生产和生活用水,并且要根据水源水量来控制人口(包括外来游客等)总量和生产规模。还要选择合适的作物、产业和生产方式,不能只讲经济效益和规模经营,也不能盲目扩大旅游规模。

灾害过后,应该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纠正不合理的人口和产业配置,结合城市化、城镇化,调整居民点,向水源靠近;控制耗水产业,适度发展节水产业。对大型水利工程、拦水筑坝要全面规划,全盘综合,慎之又慎。如果平时一贯坚持“就水”、节水,灾害发生了再长途“就水”就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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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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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HISTORICAL GEOGRAPHY编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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