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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瑰宝  巴蜀之光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总结先秦的地方史志传统: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由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借?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于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式。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从,书其敬敏任恤。育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招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至于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太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于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

有关先秦制度的记载往往包含了后人的美化完善,章学诚的归纳也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但从传世的古代地方史、地方志遗存来看,这些制度大致是可信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

传世的地方史中,最早的要数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其次就是东晋的《华阳国志》。尽管《华阳国志》在问世时间上要晚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但其体制之完备,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翔实,文笔之典瞻,不仅远胜东汉二书,后出的地方史亦鲜有望其项背者。此书虽不属地方志,但也吸收并显示了地方志的内容和水准。如在《巴志》中所录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肯定,在东汉期间,即使比较偏远的巴郡也都按制度编纂图经,而且图经的内容相当翔实具体。由此也可断定,《华阳国志》中各地的具体史料和数据,各地在不同时期编纂的地方志——图经是其主要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早期地方史典范的《华阳国志》,也得益于早期地方志,并反映了地方志的成就。

秦汉以降,巴蜀地区已跻身于国内文化发达地区之列。虽迭经战乱,但得益于独特的有利地理环境,恢复迅速,天府之国,长盛不衰。常璩出身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世家巨族,遍读先世遗书,又任成汉史官,宫中图籍档案收罗无遗,晚年绝意仕宦,发愤著作,终于为巴蜀留下同时代最重要区域历史。任何人想研究东晋前的巴蜀地区历史,无论是疆域、政区、制度、事件、户籍、人物、民族、风俗、文学、神话、物产、交通、山川、灾害等,或多或少能有收获,其中很多是不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记载的,有的还是唯一的出处。我在撰写《西汉人口地理》和《中国人口史》(先秦至南北朝卷)时,涉及巴蜀地区时,《华阳国志》是不可或缺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中国长期分裂的乱世,却能流传至今,首先是因为此书本身的价值为世人所重。据记载,作者每成一卷,即有人抄录发售,迅速流传至江左与中原。全书完成后,更为世人所重,徐广《晋纪》、范晔《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萧方等《十三国春秋》、郦道元《水经注》、崔鸿《十六国春秋》、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均曾引用。其次,此书有幸产生于一个经济文化发达又重视乡土文献的地区,也是重要条件。宋元丰元年(1078年)成都府尹吕大防刊行《华阳国志》,此后先后有嘉泰四年(1204年)邛州知州李□(此字上“无”下“土”,请造字。)刻本、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成都刘大昌刻本和同年蒲州张佳胤刻。张佳胤是四川铜梁(今属重庆市)人,刻此书于蒲州知州任上。目前所知此书最早的四种刻本都在本省刊印,或由本省人所刻,足见川人对先贤名著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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