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总结先秦的地方史志传统：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由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借？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于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式。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从，书其敬敏任恤。育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招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至于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太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于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

有关先秦制度的记载往往包含了后人的美化完善，章学诚的归纳也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但从传世的古代地方史、地方志遗存来看，这些制度大致是可信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

传世的地方史中，最早的要数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其次就是东晋的《华阳国志》。尽管《华阳国志》在问世时间上要晚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但其体制之完备，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翔实，文笔之典瞻，不仅远胜东汉二书，后出的地方史亦鲜有望其项背者。此书虽不属地方志，但也吸收并显示了地方志的内容和水准。如在《巴志》中所录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肯定，在东汉期间，即使比较偏远的巴郡也都按制度编纂图经，而且图经的内容相当翔实具体。由此也可断定，《华阳国志》中各地的具体史料和数据，各地在不同时期编纂的地方志——图经是其主要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早期地方史典范的《华阳国志》，也得益于早期地方志，并反映了地方志的成就。

秦汉以降，巴蜀地区已跻身于国内文化发达地区之列。虽迭经战乱，但得益于独特的有利地理环境，恢复迅速，天府之国，长盛不衰。常璩出身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世家巨族，遍读先世遗书，又任成汉史官，宫中图籍档案收罗无遗，晚年绝意仕宦，发愤著作，终于为巴蜀留下同时代最重要区域历史。任何人想研究东晋前的巴蜀地区历史，无论是疆域、政区、制度、事件、户籍、人物、民族、风俗、文学、神话、物产、交通、山川、灾害等，或多或少能有收获，其中很多是不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记载的，有的还是唯一的出处。我在撰写《西汉人口地理》和《中国人口史》（先秦至南北朝卷）时，涉及巴蜀地区时，《华阳国志》是不可或缺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中国长期分裂的乱世，却能流传至今，首先是因为此书本身的价值为世人所重。据记载，作者每成一卷，即有人抄录发售，迅速流传至江左与中原。全书完成后，更为世人所重，徐广《晋纪》、范晔《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萧方等《十三国春秋》、郦道元《水经注》、崔鸿《十六国春秋》、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均曾引用。其次，此书有幸产生于一个经济文化发达又重视乡土文献的地区，也是重要条件。宋元丰元年（1078年）成都府尹吕大防刊行《华阳国志》，此后先后有嘉泰四年（1204年）邛州知州李□（此字上“无”下“土”，请造字。）刻本、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成都刘大昌刻本和同年蒲州张佳胤刻。张佳胤是四川铜梁（今属重庆市）人，刻此书于蒲州知州任上。目前所知此书最早的四种刻本都在本省刊印，或由本省人所刻，足见川人对先贤名著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