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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以来,见于媒体的各种文字少说也数以万计,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要再找些别人和自己都没有说过的话题,实在不很容易。好在凡事都可从不同角度看,从不同方面谈,大家集中在前门,不妨往后门瞧瞧。要是后门口也已人满为患,还可从窗口窥视,或许反而见到了常人不注意的角落。

现在公认世博会是一百多年前从英国开始的,一届又一届办到今天。国际展览局创立后,俨然是一个国际组织,想申办的国家还得按规定提出申请,经过竞争,方能获得举办权。但直到本届,世博会才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所以不少人认为世博会本来是西方发达国家展示发明、炫耀财富的一种专利。其实,炫耀的目的固然有,更多的却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例如,一种发明,即使还很原始,甚至还看不到多少实用价值,但通过世博会的展示,很快就实现了商品化,推广到世界各地,获利无穷。而外地、外国的产品都愿意不远千里、万里送去展示,也是看上了世博会这一功能。举办的城市或国家当然要花一笔钱,甚至耗费巨资,但谁都明白,通过世博会得到的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与无形的财富必定超过支出。

本来,中国是文明古明,历史悠久,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以往一直自称“地大物博”,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该开一个博览会呢?如果说,一百多年来是因为国弱民穷,那么在汉唐盛世为什么也没有人想到这个点子呢?这只能说是中国特色所致。

从三千年前开始,中原人就以“中国”(本意是指在很多国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天下之中自居。到在春秋时代,华夏(诸夏,汉族的前身)就严守“夷夏之辨”,将自己置于周边的“夷狄”或“蛮夷”之上。尽管区别夷夏的条件并非血统,而是文化;尽管夷狄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就能“由夷变夏”,但夷狄与华夏有本质的区别、夷狄尚未开化因而没有文明可言,却是毫不动摇的观念。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平定天山南北,清朝的疆域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从皇帝到臣民都明白,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地与“内地十八省”是有区别的。就是在十八省内部,已经改土归流、设置府州县的地方与尚未纳入地方行政系统的“生番”居住地也是迥然不同的。既然根本不承认他们有文化,自然没有让他们来展示的必要。直到鸦片战争后,大清君臣方才发现“英夷”、“法夷”的坚船利炮着实厉害,才有人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后又发现西洋的机器还可兴办实业,利民生,数理化声光电化也有可取之处,才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在鸦片战争前的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君臣能想得到的,只是向夷狄显示自己的富强繁盛、礼仪文明,让他们诚心向化,至少使他们不敢夜郎自大。秦始皇灭六国后在位时间太短,还来不及有这样的机会。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招来了各国使者,加上当时国库充盈,让武帝大大展示一番。《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当时天子正进行多次海上巡狩,都让外国来宾随从。在经过大城市和人口多的地方时,给他们发放财帛作为赏赐,安排充足舒适的食宿条件,以显示汉朝的富庶和积聚充足。准备了各种富有特色的演出,像大□抵之类,吸引他们观看,当场发给赏赐,布置了酒池肉林,供任意享用。还命令外国来宾参观国库和官府仓库中的积聚,让他们能体会汉朝出乎其想像的辽阔和强大,使他们受到震惊和威慑。

此后的帝王中也不乏类似的作为,像隋炀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富裕,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不仅下令在洛阳张灯结彩,布置得富丽堂皇,还让外宾到餐馆大吃大喝,而当外国人吃完准备付钱时,得到的回答是:“在我们这里,吃喝是从来不要钱的。”

更富有想像力的展示要数郑和的七次下西洋。为了向各国宣示大明膺天命、当今皇帝承大统,也为了展示国力,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不仅带着皇帝的诏书,配有上万将士,还满载金银财宝、中国特产,沿途各国各地只要友好恭顺,在开读诏书后就是慷慨的赏赐。连续大规模的国际展示和布施几乎耗尽了国库,所以当宣德皇帝表示出对郑和下西洋的兴趣,想调阅有关档案时,大臣们会千方百计地搪塞拖延,这些档案也从此绝迹。

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中国时,尽管乾隆皇帝还是将英国视为四裔,将他的使命当作“响风慕义”、“万里输诚”,在接待上却不惜代价。在使团的船到达大沽口外时,就送去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多得船上放不下,只收了一小部分。而这只是源源不断的赏赐的开始。

既然世界上只有天朝最富,而中国以外的四裔都不过是夷狄,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逐利,就是为了效忠,多给点赏赐就够了。至于他们“贡献”的物品,天朝无所不用,并不希罕,只是不想让他们难堪,才勉强收下。既然如此,还需要开什么博览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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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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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HISTORICAL GEOGRAPHY编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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