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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开幕至今,参观者已超过500万。参观过世博会的人都感觉到,世博会不仅是展示世界各国在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的理念、经验和成就,也是各国、各种文化展示和交流的最佳场所。不少人欣喜地发现,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选择的未来之路往往殊途同归。欧洲发达国家与非洲欠发达都重视文化传统和民间艺术,但没有一个国家不强调自己的文化特色。如果说在世博会开幕之前,一些人还在担心它会成为富国炫耀财富的聚会,那么今天已不会有人怀疑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机会,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还是第一次。

在西汉以前,古代中国人的足迹虽然已遍及各地,但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极差,很多地理障碍还无法克服,部落或人群间还缺乏自觉的交往。加上华夏诸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优越感,确立了夷夏之辨,认为华夏居天下之中,属礼仪之邦;夷狄处于周边,野蛮落后,只有接受华夏的教化后才能由夷变夏。尽管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之间、各学派之间的竞争与交流相当活跃,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但与华夏以外的交往还未见记载。

张骞通西域的结果使汉朝的影响扩大到了中亚,但汉朝与罗马帝国并没有正面接触,更未能形成文化交流,连间接的影响也很难找到。汉朝的文化优越感并未因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而改变,相反更加强化。在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骏马的同时,汉人几乎没有留意西域人的文化。而能够走出玉门关的汉人,也限于朝廷派遣的使者和随员以及偶尔出征的将士。

唐朝的西界一度远达咸海、阿姆尔河,唐朝的军队曾在费尔干纳盆地作战,但唐朝的百姓却不容许跨出阳关,连玄奘出发取经时也只能偷渡。与其他各朝代相比,唐朝的确是最开放的时代。但这种开放主要表现在允许外国人、外族人进入唐朝,允许他们学习华夏文明,而不是同时也鼓励唐朝人走出国门,了解并学习外国、外族的文化。面对阿拉伯的崛起,唐朝的反应是战败后的退却,唯一对阿拉伯世界的直接记录却出于恒罗斯之战的俘虏杜环。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曾将中国的影响扩大到欧洲,成吉思汗的子孙打通了由中国通向中亚、西亚、东欧、非洲的交通线,使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来到中国。但当时中国人的足迹仍然限于元朝本土,甚至还不包括辽阔的边疆,偶然的机会才使个别学者得以留下境外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的航程远达东非,但与其政治使命极不相称的是一种单方面的炫耀和慷慨的布施,带回的物资只是福鹿(长颈鹿)等几种动物和苏木等香料品种,在有限的几种记录中对当地文化的记载极其有限。明朝中期,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不惜变通罗马教廷的教规,成功地吸引了包括徐光启在内的官员、学者,传播了西方最新的地理、数学、机械、生物等方面的知识。但以后他们的变通被罗马教廷否定和制止,天主教在传播也被清廷中止。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逐渐打开。在备受欺凌羞辱的条件下,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步履更加艰难。从完全不了解西方列强,并将它们视为夷狄,到肯定它们的坚船利炮,并愿意“师夷之长技”,最终确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却顽强地坚持着,尽管还没有找到一条与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共存共荣的道路。

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直到近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曾经因为筹措不到旅费而回不了国。接待外国的文化使者,展示外国文化也需要物质条件,即使是当今发达国家,能够举办大规模的世博会的国家也屈指可数。但文化交流更需要精神方面的条件,那就是承认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的文化,学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只有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具备了这些条件,能够搭起世博会这个大舞台。

就个人而言,这样的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个人游踪再广,经历再丰富,恐怕也不可能到那么多国家,并且能感受到这些国家代表性的文化。就绝大多数人而言,很多国家是一辈子也到不了的,在世博会上看到的也是其他任何场合都看不到的,所以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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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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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HISTORICAL GEOGRAPHY编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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