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安阳）和省会以上城市中，成都不能算历史最长，也名列前茅。但有两个特点是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2300多年来从未改名，城市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化。

如西安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但那时的名称是丰、镐（镐京），秦国和秦朝的都城名咸阳，西汉新建的是长安，五代后长安成了一个县名，明朝设西安府，西安作为城市的名称沿用至今。在此过程中，这些都城的城址有过很大变动，大多是新建。

又如北京，起源于蓟，春秋战国时是燕国都城，汉朝置蓟县，以后先后称广阳（广阳国都、郡治）、幽州（州治）、范阳（节度使），辽朝建为南京，金朝建为燕京，元为大都，明为京师，亦称北京，清朝沿用。民国称北京，1927年至1949年改称北平。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张仪、司马错出兵攻蜀，蜀王被贬为侯。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秦国封公子通于蜀，以张若为蜀国守（行政长官），并从秦国移民万户于蜀。五年（前310年），张仪与张若建成都城，长十二里，高七丈。成都城以国都咸阳为样本，由两个相连的城组成，少城是成都县治所在，内城有盐铁市场，以民居为主。

2323年前，一座与国都相仿的新城拔地而起，并且被命名为成都。但由于它一直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地带，所以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都”，却多次充当了割据政权的都。

王莽覆灭后，他所封的“导江卒正”（相当蜀郡太守）公孙述割据益州，自称蜀王。公元25年（东汉建武元年），公孙述在成都称帝。但到建武十一年就被汉军攻破，公孙述受伤身亡。成都当了公孙述11年的“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宫殿”被焚毁， 城内一片残破。

221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建国号汉，史称蜀汉。263年，魏军兵临城下，后主刘禅投降，蜀汉亡。这次成都当了42年的“国都”，但蜀汉疆域不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力更差。

304年（晋永安元年），巴氐首领李雄在成都称王。306年称帝，国号大成。至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至东晋永和二年（346年）桓温伐成汉，李势降，成汉亡。这次成都的“国都”史也是42年，但控制范围比上一次更小。

唐末，王建据有东川、西川，受封为蜀王。907年，后梁代唐，王建在成都称蜀帝，史称前蜀。925年（后唐同光三年）灭于后唐。但西川即为孟知祥所占，934年孟知祥称帝，建都成都，史称后蜀。至宋乾德三年（965年）灭于宋。成都作为割据之都前后有近60年，但控制范围只有四川、重庆大部，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

但是至少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成都当过  天全国性的首都。那是在唐朝天宝十四载的六月，在安禄山叛军突破潼关后，唐玄宗匆匆逃出长安，于七月二十八日（756年8月28日）到达成都。尽管在此前的七月十二日玄宗的太子（唐肃宗）已在灵武继位，改元至德，并已以皇帝的身分发号施令，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玄宗自然仍以皇帝自居，如在八月初二下令大赦天下。在国内，由于大多数地方的官民也未得到肃宗继位改元的消息，还将玄宗所在地为“行在所”（临时首都），继续使用天宝十四载的年号。如北海太守所遣录事参军第五琦到成都奏事，向玄宗建议，派他往江淮征收财赋。玄宗大悦，封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但到八月十二日（9月10日），肃宗的使者到达成都，玄宗接受当太上皇的事实，但他还规定“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俊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十八日，玄宗才正式派韦见素等奉传国宝玉册往灵武传位。成都失去“行在所”的地位，灵武成为全国一致的“行在所”。但在名义上，到次年十二月玄宗回到长安前，成都还分享临时首都的功能，因为全国的军国大事还要到成都报告或备案的。尽管情况特别，但成都的确当过15天的临时首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名义上是两个临时首都之一，总算应验了当初成“都”的命名。

当然，这与成都本身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无关，实际上成都在不少方面优于其他古都，只是它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带。在唐朝以前，统一朝代的政治中心一般都在长安——洛阳。五代起东移至开封，元以后北移至北京，离成都更远。就是在南北对峙的分裂时期，南方的政治中心一般在南京，偶然今湖北鄂城（武昌）和湖北江陵，因为无论是从自身的安全和北伐收复失地出发，都只能将首都设在长江下游，否则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就无法顾及南方大多数地方了。抗战期间，中国政府西迁，选定的陪都是重庆。这固然与重庆易防守的地形地势有关，但更多的还是考虑当时的主要战场在东部，沦陷的国土也在东部，战时首都不能离得太远。而且长江水道是主要的运输途径，重庆这方面的优势无可取代。即使不得已时继续西迁，蒋介石预定的目标也是西康，而不是成都。因为成都天然屏障是四川盆地四周的高原和山脉，敌方一旦进入盆地，成都是无险可守的。

这些条件都注定了成都只能当割据者的首都，或者西南的区域性都会。其实这倒是符合命名者的初衷，因为那时连秦国也不过是七个诸候国中的强者，所谓“都”，不过是一个诸侯国之都。而成都之“都”，应该是首都咸阳之外西南地区的都——蜀都。

大概那几个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深谙此道，所以都比较本分，除了诸葛亮一直以攻为守，六出祁山，一次次主动挑起与曹魏的战事，其他统治者一般都安于割据。并且除了第一位割据者公孙述一味迷信符谶，始终以为自己是皇帝命，顽抗到底外，其他如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的末代君主都很识时务，全部俯首投降。无论如何，这都减少了对成都的破坏。

不过，到了统治者或叛乱者、入侵者完全不顾民生、丧失理智时，纵有天府之国的资源和充足的人口也经不起残酷的杀戮和彻底的破坏。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成都几度濒于毁灭，居民死亡逃亡殆尽，甚至老虎白昼出没于城市废墟。所幸在巴山蜀水的滋润下，源源不断的移民筚路蓝缕，重启山林，成都得以恢复，并更加兴盛。

由于从元朝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统治者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割据或抵抗的能力记忆犹新。本来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天然分界线，也是主要行政区域的天然界线，从秦汉以至北宋，在今陕西和四川的政区都是以秦岭划分的，但元朝将这条界线南移到汉中盆地以南，目的在于打破四川对北方的壁垒，便中央政权能够通过汉中盆地有效地控制四川。张献忠等未能在四川形成割据局面，这样的制度安排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四川与云南、贵州同属行省（布政司），成都与昆明、贵阳的政治地位并无二致。但由于四川充足的财力和人口，对贫困的云贵有“协饷”（财政资助）的义务，实际地位要高得多，俨然是西南的中心。建国后，成都曾经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驻地，一直是大军区司令部，到上世纪60年代又是“大三线”指挥部的所在地，还是西藏的大后方，地位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不能不引起一贯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的疑忌。即使不发动文化大革命，李井泉这位“西南王”的“独立王国”也不会有好下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日趋合理，但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区域中心地位也随之弱化以至丧失。重庆市的设立无疑对成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新兴产业的优势也使天府之国的资源和人力优势相形见绌。如果说以往2300年间的成都之所以成“都”主要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的话，今后能否成“都”将主要依靠经济、文化、民生。

去年的大地震曾经使人们对成都的安全产生怀疑，实际上，根据地震史的记载，尽管四川是中国地震最频繁、破坏性最大的区域之一，成都城区（不包括今成都市所辖市县）却是比较安全的。这也是成都之所以成“都”的理由，还是未来成“都”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