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我在当年第3期《世纪》发表了《中国人口：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一文，曾斗胆预言和建议：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人口政策，能使中国的人口得到更合理的控制。在人口适度增长的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有较快的提高。到21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将达到顶峰，然后逐渐有所下降，最终维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数量。21世纪将使我们对人口的忧思成为过去，而将希望变为现实。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适当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改为“鼓励一胎，容许二胎，杜绝三胎”，在推行中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如税收、福利方面的优惠和限制；对一胎率高的地区更应该及时转变，以避免一孩家庭的后遗症；在本来就要鼓励人口迁入的边远地区或垦区还可更灵活些，以保持人口的稳定发展和合理分布；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人口的素质，制止目前人口素质“劣化”的趋势。尽管这样做会使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的时间有所推迟，人口总量也会比原定目标多一些，但对中国人民有长远的利益，是值得的。

16年过去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整整30年了。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我的一部分忧思已经成了杞人忧天。当初认为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供养不了如此庞大的人口，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赶不上增长的速度。我曾不止一次指出，中国的人均土地和资源的占有量并非世界最低，中国的比较人口密度也不是世界最高，人均土地和资源比中国低而比较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国家中也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国高的国家中，同样有经济增长速度更高或比中国增速更高的。现在回顾30年前，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造成中国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人口数量太多，或增长太快。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等一次次的折腾，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养不活自己。所以，中国该不该将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该不该坚持不变，以及如何实行计划生育，应该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而不仅是一样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

另一方面，我的希望还没有成为现实，我国的人口政策并未作适当调整。

相当一部分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至少在上海等发达城市，与3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是老龄化速度惊人，另一方面是年轻一代晚婚、晚育、不育，即使完全放开二胎，也未必能扭转人口负增长的颓势。为什么不能根据各地的特点，实行地方性的人口政策呢？

一孩家庭究竟有没有后遗症？政府至今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和相关数据。一些争议往往集中在80后、90后这些独生子女本身，即使对他们往往也只关注城市青年和大学生，只列举典型事例，却很少从家庭、社会各方面作调查和分析。汶川大地震后，罹难的一孩家庭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由此导致的悲剧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当然，今后也会有大量家庭选择一孩模式，但基于自愿的选择必然已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条件，与全社会强制推行所造成的后果迥然不同。“容许二胎”，应该是政策的底线，一孩家庭有一代已经足够了。

中国的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从有利于地区开发和多民族共同发展，在同一地区应该实行同样的人口政策，不应人为制造民族间的差异和矛盾。一些边远地区本来人口稀少，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应该一视同仁。

至于我当初建议的“杜绝三胎”，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如此。但对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人口负增长趋热难以改变的地区、高度老龄化地区，也可以容许一些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