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使用简体字时，有人提出了一个使人不得不重视的论点——简体字的推广导致了文化断裂。要真是这样，简体字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而推广简体字岂不是加剧或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灭绝？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载体，都是通过载体得到保存、延续和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当然是人，是创造或掌握这种文化的人。特别是在文字和书面记录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人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无可替代，甚至是唯一的。俗文化的载体是一个群体，除非遭遇特大的天灾人祸，一般不至于灭绝。雅文化的载体往往是少数人，甚至只有个别人，如果这些人失去了或被剥夺了传播能力，这种文化有会断裂甚至从此来绝。但只要人还在，那怕只有个别人幸存，这种文化还可能得到延续。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雅文化都因为传承者的丧失而成为广陵绝响，但另一些雅文化不绝如线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济南人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禁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等伏生在战乱后回家，发现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好在伏生还能背诵记忆，传授给学生。汉文帝时，伏生已年过九十，行动不便，朝廷只能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继承。伏生讲一口齐地方言，又口齿不清，只能让女儿传达，但晁错说的是颍川方言，还有二三成的意思不明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要没有伏生，或者没有晁错的记录和传播，《尚书》的传承就会出现断裂。

在古代中国，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是文献记载，主要是书籍。如果唯一的一种文献、书籍遗失了，毁灭了，又没有像伏生那样的人留作载体，它所记录的文化也会随之断裂以至灭绝。而这样的事在以往二千多年间何止万千！

在秦始皇的焚书和禁书后，大经历了秦汉之际的大乱，先秦形成的典籍大多损毁，经过西汉时一次次的征集和重编，到末年才形成由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共7类、33090卷。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好在民间有不少收藏，经过多次征集，皇宫中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分类整理，目录编成《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经曹魏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又恢复到29945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初只剩下3014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八年（431年）已著录了64582卷。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23106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40多年安定局面，民间藏书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7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他的旧藏，达到空前的14万卷。但到承圣三年（555年），当江陵城被西魏军包围时，被他下令付之一炬。这一损失无法估量，因为直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著录到的书籍才89666卷。

唐朝以后，虽然由于印刷术的逐渐普及，多数书籍有了复本，民间的收藏增加，在天灾人祸中得以幸存，但还是有大量孤本秘籍失传了，或者被蓄意毁灭了，由它们承载的文化也随之湮灭。

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记录文字的材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甲骨、金属、石料、竹简、木简、缣帛，变成了以纸为主。文字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变为以楷书为主，辅以行书、草书，并且不断产生一些被简化了的“俗字”、“俗体”。但只要记录得到保持，文化就不会断裂。即使是三千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甲骨文，经过专家的研究，也大多得到解读，使后人由此获得商代的大量信息。

至于有一些文化已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不会再有传承它们的人。但只要相关的记载还在，后天还是可以了解的。例如汉族妇女缠足的现象已经消失，但通过五代以来所谓“金莲文化”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它的状况和影响。又如科举制度废除后，会写八股文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大概已没有高手了。但由于有关科举的史料和八股文都很丰富，研究科举和了解八股文并不困难。

近代的确存在文化断裂，那是由于某些文化载体受到损害或毁灭。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遭受迫害，从此丧失传承的能力！又有多少典籍文献被付之一矩！这才是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