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生命力来自城市的功能

从最早的城市问世，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

早期的城市往往兼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祭祀——对各种神，对祖先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管理——对城内及这座城市影响所及范围内的人。但这些功能赖以发挥的基础还是人，要是没有人，不仅会没有执行两项功能的人，也会因缺少影响对象而使这些功能名存实亡。因为即使是对神或祖先的祭祀，实际效果如何也取决于周围的人是否受到影响。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因为政治功能而形成并生存的，基本上都是从国都至县（邑）的各级行政机构驻地。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地区的或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军事中心。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一座城市的其他功能也可能随之消失。

一座城市是否有生命力，其生命力是强是弱，是否得以延续，决定性的因素是它的功能，即这座城市是否具备了这种功能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得到发挥。一般来说，这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硬件和软件。前者是指基本的自然环境和建筑设施，后者是指城里的人和那些人维持着的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首都，必定要根据建都的基本原则选定城址，如“天下之中”、“四塞之地”、“上游形胜”、“虎踞龙盘”等。还等根据自然条件的缺陷和实际需要，建造城墙、关隘、运河、道路等，以及宫殿、园林、衙署、市场、寺庙、兵营、民居等。与此相适应的皇室、贵族、宦官、文武官员、将士、居民、商人、工匠、僧尼等。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首都特有的，或者是因为首都而特别多，而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等量齐观的。就是普遍百姓，由于生活在首都，也会享受到一定的优待，形成优越感。首都的地位一经确立，还会吸引大批流动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会转化为移民。一个长期延续的首都，必定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和文化传统。其他功能的城市，如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祭祀、旅游等类型的也是如此。

一旦城市的功能改变，即使自然条件依然如故，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都会随之改变。否则，这些硬件和软件不是过剩就是不足，或者只能废弃，城市就会失去生命力。

城市的文脉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指当时存在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一方面是指现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指过去的文化，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或者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或者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

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太平天国战争不仅破坏了南京城内外的大批古代建筑和文化设施，还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死亡或外逃。战后的南京虽逐渐恢复，但城内人口已以来自苏北、淮北等地的移民为主，城外也成了河南等地移民的乐土，少数幸存土著人口岂能承担延续文脉的重任？

又如，1949年建都北京，在时隔22年后这座城市重新恢复首都的地位。元、明、清、民国的首都的基本设施当然不能适应新中国首都的功能，本来可以通过新建和适当改造来实现，但在革命的“不破不立”思想指导下，却选择以大拆大建和彻底改造的办法。领袖希望站在天安门上看到烟囱林立的愿望又使首都增加了经济功能，并提出了要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具体目标。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构成北京文脉的人和物都成了批判、打倒、驱逐和毁灭的对象，文脉焉能不断？

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城市功能的同化、泛化，都要具有经济功能，要以生产为主；都要破旧立新，将传统当垃圾清除，立新却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急剧扩张和大拆大建，城市功能同化、泛化的趋势加剧，甚至盲目确保不现实的发展目标。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量城市人口成为移民，能够传承城市文化的本地人口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具有延续城市文脉的自觉性，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文脉的断绝是不可避免的。

延续城市文脉需要保留必要的物，但更离不开能够传承文脉的人

正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有的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加上中国有限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如果单从物质条件的需求看，城市多数原有设施的确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长期不重视城市建设，不重视民生，过早地剥夺了私有住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住房紧缺破败、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困难。从经济效益看，大拆大建，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积显然更有利，也能更快满足居民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即使以往有千好万好，既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居的主要模式，也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喜爱。城市居民反拆迁的抗争，大多不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护或对旧居的依恋，基本上都是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的诉求。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象去想像，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完全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传承文脉的人，有了人脉才能有文脉。四合院的胡同、石库门和弄堂里必须有一些原来的居民，或者熟悉原来生活的居民后人，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图像记录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居民完全有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和职业，如果需要他们为了传承文脉而发挥特殊的功能，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和奖励。对一些传承特殊技艺或记忆的人，政府要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断改善，而不能让他们去市场竞争。

这些物和人的保留必须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而不能根据长官意向随意变化，也不能因为主管官员的更迭而得不到稳定。

而要做到科学决策，就离不开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需要他们主要从事本城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和必要的普及。在城市新功能的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也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用他们的成果，使本土传统得到可能的体现，本土文化的元素渗透在新文化之中。

被延续的文脉并非一成不变，四合院不是北京自古以来的民居，石库门的原型来自英国，一百多年前才出现在上海，但谁也不否认它们在两座城市的历史地位。既然如此，只要文脉得到延续，今天出现在北京、上海的新事物，为什么不能成为未来城市传统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