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我接到记者的电话：“上海一星期内发生了两次大学生坠楼身亡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我问：“都是自杀的吗？警方有结论了吗？”“如果都是自杀的呢？”“最好等结论出来后再说。但即使都是自杀，我也很难马上发表意见。你能不能告诉我，上海全年发生了多少大学生自杀事件？大学生的自杀率是多少？如果全年的统计数很少，自杀率不高，那就只能说是凑巧两件偶然性的事时间接近。尽管这是很不幸的事，但不必看得过于严重，也不能证明大学生中间出现了大的变化。要是自杀率的确不低，那就不能就事论事，得认真调查，分析原因，并进而积极干预，采取防范措施。”

接着我告诉那位记者，如果真要深入报道或研究，这两项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还得作纵向、横向的调查和比较。例如，有了上海以往若干年中大学生的自杀次数和自杀率，才能分析发展趋势。有了国内外同类大学的这两项数据，才能进行比较，分析出上海的大学生处于什么水平。

今晚在记者电话采访，要我谈谈“蚁族”现象。我又提出了同样问题：“有蚁族数量的统计数或估计数吗？蚁族在同龄人或同类人中占多大百分比？蚁族中最长的有多少年了，平均多长时间？”我告诉她，不了解这些数字，不但不容易发表意见，而且很难判断。如果蚁族在同龄人或同类人中所占比例很低，或者存在的平均时间不长，那完全可以看成一种在择业过程或择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比较正常，情况相反，或者趋于严重就不正常的，值得重视。

其实不单是对这两件事，对其他不时发生的事件也是如此。往往越是典型、越是突出、越是罕见的事，越能吸引社会各方面的注意，越能产生诸多评论，或者就成为今后社会研究或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案例。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与此事件相关的必要的抽样调查，因而也不可能产生有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更不利于公众判断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的主流和趋势。

毛泽东一直强调调查研究，但不知什么时候，调查变成了典型调查，而不再讲究抽样调查，以至成了证明政治正确的手段，为现实服务的工具。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什么样的典型都找得到，完全可以达到按需提供的程度。但是这些典型的代表性如何，在总量中占多大的比例，却不加说明，甚至故意隐瞒。然后用主流与支流、一个手指与十个手指的理论来解释，在信息不公开、不全面的条件下，即使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也无法掌握全国性、全局性的数据和事例。你的全部统计数或事例都可以被说成是“一个手指”、“支流”，而领导的意图总能得到典型调查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九个指头”和“主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处于绝对正确的地位。

现在则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即根本不作调查，完全不顾具体数据，抓住某一个案随便发议论，做文章。有时甚至会上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的当，根据一些捕风作影、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事实”，讨论本应十分严肃的社会现象。这样的讨论看似热闹，这样的言论貌似犀利，实际却是混淆视听，误导舆论，蒙蔽公众。

新闻报道的主要责任是对事实负责，专家学者的责任则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判断，提出建议，所以至少应该对该项事实作抽样调查，否则就又回到了典型调查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