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已经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动笔，特别是为这个专栏而写。自从编者给我定了这个专栏的名称后，尽管再三说明内容可以相当宽乏，不受栏名的影响，但我总得想一些多少与此有关的题目，以免风马牛不相及让读者讥笑。岂料写了几篇后就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于是千方百计，只要与小城市甚至城市多少有些关系的，想到就写，居然拖到现在。中间一度想到过这个题目，为什么？礼失求诸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衰落往往是从中心或最发达的地方开始的，然后逐渐波及其他地方，等到周边都已如此，就寿终正寝了。但总会有若干边远或闭塞之处，因为与外界没有或极少联系，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像化石一样被保留着。记得以前曾在破败的茅舍中见到颇有来历的字画，衣不蔽体的老农写得一笔好字，小市镇中流传着当地人的诗文集，因而设想，诗歌也会在中心地区、发达地区、大城市以外存在或兴盛更长的时间，至少可以衰落得慢些。可是留意了一段时间后，却没有发现多少迹象，或者我了解的地方还是不够“野”，或者现在交通和信息太发达，以至无野可求了。

我从小爱读古典诗词，看了许多，也背了不少，还曾妄想写诗。高中时买了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不管懂不懂，硬是一页页地读完了，却从此不敢做诗，知难而退。近年来偶然看到几首被“当代第几大诗人”评为佳作的诗词，除了格律严格，对仗工整外就毫无印象。年轻时读到一首好的古诗，往往大体就能背诵，至少记得住其中的佳句。文革期间将毛主席的诗词背得烂熟，还能唱各种不同的曲调。最近二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一首新发表的旧体诗能引起我的兴趣。曾经有人将一位小孩写的诗给我看，数量之多、遣词作对的圆熟堪称神童，但同样没有什么作品给我留下印象，总觉得似曾相识，又缺少了什么。

前年高考，有一位考生作的一首诗被评了满分，我看后却觉得没有多少诗意。至多说明一位高中生学了不少历史知识，并且记住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在一段押韵的文字中。这首诗能评为满分，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它远不是完美的。例如称李鸿章为“逆臣”，实属用词不当。对李鸿章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你可以用现代汉语继续称他为“卖国贼”，却不能用文言称他为“逆臣”，他生前是清朝的忠臣能臣，死了也获得“文忠”的谥号，他签订《马关条约》完全是秉承朝廷旨意，何“逆”之有？如果你认为他出卖了国家利益，或“逆”了人民，显然也不适合称之为“臣”了。估计考生的本意也是要称李鸿章为卖国贼，却不知道或找不到在旧体诗中应该用哪一个词。

这正是传统的文体、包括诗词曲在内，往往无法确切地表达现代社会的内容的原因。由于押韵或字数的限制，不少现代词汇无法运用，或者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汇。二十多年前，胡道静先生为新编的《松江县志》写序，是典雅的文言文，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看后，却对文中的称谓提出异议，因为胡先生称县长为“邑侯”，对县委书记就直接用了“书记”。先师以为，如果此文放在称“邑侯”的年代，“书记”的功能和地位至多只等于秘书长，连放在“邑侯”的前面也没有资格。但要为今天的县委书记在古代社会找一个相应的名称，无论如何都会不伦不类，因为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类的地方长官。前些年有人编《新三字经》，要将历史续写至当今，但限于每句三字的格式，连“改革开放”也只分得为两句。

不久前，有语文教师呼吁高考语文应允许写诗，认为诗歌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高考语文时不重诗歌。此论一出，批评迭起，我也不敢苟同。且不说阅卷教师无法掌握标准，就算出现了像那首被评了满分的诗，对诗歌的兴旺能起什么作用？快两年了，那首诗有多少人在传诵？不错，古代科举考试曾包括试帖诗，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命题内容和韵脚做一首格律规范、对仗工整的诗，在众多的试帖诗中也留下了一些名篇佳句。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重复了呢？

我说不出多少道理，却想起了1960年在上海一个区的少年宫中参加课余文学创作组时一位辅导老师的话。当时正值“六十年代第一春”，大跃进浪潮正高，连我们这些初三学生都敢想敢说敢干，想创作文学作品。那位老师告诉我们，好的作品应该是“道出人人心中所有，写出个个笔底所无”。我一直没有查过原话是谁说的，因为进高中后我的兴趣就转移了，但这句话却一直记住了，并且认为这是包括衡量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所谓“言为心声”，如果只是就个人而言，是不可能得到广泛共鸣的。文字技巧再高，只是游戏，或者只能提供八股式的范本。“忧患出诗人”，是因为有一大批人也在忧患之中，却无法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旦有人代他们写出来了，自然会视为他们心中的诗人。要是没有同样忧患的人，这样的诗就会被看成无病呻吟，或者被当作反动言论。“愤怒出诗人”，是由于愤怒的人很多，却无法显示自己的愤怒，或者敢怒而不敢言。要是社会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家愉快极了，宣泄愤怒的诗人肯定会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至少是缺乏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