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以来，见于媒体的各种文字少说也数以万计，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要再找些别人和自己都没有说过的话题，实在不很容易。好在凡事都可从不同角度看，从不同方面谈，大家集中在前门，不妨往后门瞧瞧。要是后门口也已人满为患，还可从窗口窥视，或许反而见到了常人不注意的角落。

现在公认世博会是一百多年前从英国开始的，一届又一届办到今天。国际展览局创立后，俨然是一个国际组织，想申办的国家还得按规定提出申请，经过竞争，方能获得举办权。但直到本届，世博会才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所以不少人认为世博会本来是西方发达国家展示发明、炫耀财富的一种专利。其实，炫耀的目的固然有，更多的却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例如，一种发明，即使还很原始，甚至还看不到多少实用价值，但通过世博会的展示，很快就实现了商品化，推广到世界各地，获利无穷。而外地、外国的产品都愿意不远千里、万里送去展示，也是看上了世博会这一功能。举办的城市或国家当然要花一笔钱，甚至耗费巨资，但谁都明白，通过世博会得到的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与无形的财富必定超过支出。

本来，中国是文明古明，历史悠久，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以往一直自称“地大物博”，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该开一个博览会呢？如果说，一百多年来是因为国弱民穷，那么在汉唐盛世为什么也没有人想到这个点子呢？这只能说是中国特色所致。

从三千年前开始，中原人就以“中国”（本意是指在很多国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天下之中自居。到在春秋时代，华夏（诸夏，汉族的前身）就严守“夷夏之辨”，将自己置于周边的“夷狄”或“蛮夷”之上。尽管区别夷夏的条件并非血统，而是文化；尽管夷狄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就能“由夷变夏”，但夷狄与华夏有本质的区别、夷狄尚未开化因而没有文明可言，却是毫不动摇的观念。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平定天山南北，清朝的疆域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从皇帝到臣民都明白，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地与“内地十八省”是有区别的。就是在十八省内部，已经改土归流、设置府州县的地方与尚未纳入地方行政系统的“生番”居住地也是迥然不同的。既然根本不承认他们有文化，自然没有让他们来展示的必要。直到鸦片战争后，大清君臣方才发现“英夷”、“法夷”的坚船利炮着实厉害，才有人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后又发现西洋的机器还可兴办实业，利民生，数理化声光电化也有可取之处，才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在鸦片战争前的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君臣能想得到的，只是向夷狄显示自己的富强繁盛、礼仪文明，让他们诚心向化，至少使他们不敢夜郎自大。秦始皇灭六国后在位时间太短，还来不及有这样的机会。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招来了各国使者，加上当时国库充盈，让武帝大大展示一番。《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当时天子正进行多次海上巡狩，都让外国来宾随从。在经过大城市和人口多的地方时，给他们发放财帛作为赏赐，安排充足舒适的食宿条件，以显示汉朝的富庶和积聚充足。准备了各种富有特色的演出，像大□抵之类，吸引他们观看，当场发给赏赐，布置了酒池肉林，供任意享用。还命令外国来宾参观国库和官府仓库中的积聚，让他们能体会汉朝出乎其想像的辽阔和强大，使他们受到震惊和威慑。

此后的帝王中也不乏类似的作为，像隋炀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富裕，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不仅下令在洛阳张灯结彩，布置得富丽堂皇，还让外宾到餐馆大吃大喝，而当外国人吃完准备付钱时，得到的回答是：“在我们这里，吃喝是从来不要钱的。”

更富有想像力的展示要数郑和的七次下西洋。为了向各国宣示大明膺天命、当今皇帝承大统，也为了展示国力，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不仅带着皇帝的诏书，配有上万将士，还满载金银财宝、中国特产，沿途各国各地只要友好恭顺，在开读诏书后就是慷慨的赏赐。连续大规模的国际展示和布施几乎耗尽了国库，所以当宣德皇帝表示出对郑和下西洋的兴趣，想调阅有关档案时，大臣们会千方百计地搪塞拖延，这些档案也从此绝迹。

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中国时，尽管乾隆皇帝还是将英国视为四裔，将他的使命当作“响风慕义”、“万里输诚”，在接待上却不惜代价。在使团的船到达大沽口外时，就送去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多得船上放不下，只收了一小部分。而这只是源源不断的赏赐的开始。

既然世界上只有天朝最富，而中国以外的四裔都不过是夷狄，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逐利，就是为了效忠，多给点赏赐就够了。至于他们“贡献”的物品，天朝无所不用，并不希罕，只是不想让他们难堪，才勉强收下。既然如此，还需要开什么博览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