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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到西北某市去,见识了那里一条号称“华夏第一路”的“某某大道”——在中间隔离带的两边各有10条车道,高标准路面,当时国内的确无出其右者。只是地方财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将大道延伸到辖境以外;其他行政区也不愿花钱凑这热闹,所以只建成一段供展示的“样板路”。

在我印象中,当时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一般也只建4条车道,美国从新泽西进纽约的高速公路单向有7条车道,难道这个西北的中等城市要按比纽约的主要通道更繁忙的车流量来设计交通线?当地的有关专家解释了我的疑问:书记的指示是要保证百年不落后。但100年后的先进水平究竟该是什么样?显然书记并不了解,也没有请专家作过论证。据说,有人试图说服书记不必将路幅定得那么宽,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而且还相当理直气壮:与其不断扩建,还不如一次性建成。

此话貌似有理,其实不经一驳。且不说100年内当地是否会有如此大的车流量,是否需要那么宽的道路,即使有需要,也是逐渐增加的,完全可以预留道路用地,而不必提前建成。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筑路的成本中,相当大部分是用于拆迁和征地,当地地广人稀,只要提前规划,不在计划用地中新增建筑物或新辟耕地,就不会增加未来扩建的成本。如果将预留用地建成绿地或户外休闲、活动空间,还能改善景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当地年温差、日温差大,日照强烈,风沙严重,修好的路面即使没有车流经过,也领先不了百年,还得定期翻修,耗费巨大。

再想一下,建这样的路除了获得虚名之外,对本地毫无好处。路太宽太直,过路的车一下子就冲过去了,就是想停车也不容易。本来还有人会停车看看,顺便休息购物,以至观光旅游,现在却流失了。当初北京新辟平安大街时曾在路改建或新建了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用于开设特色商店、餐饮休闲设施,但大街开通后却事与愿违,一些房屋只能改变用途,已经开张的店铺也顾客寥寥。原因就在于一旦车速快、通过容易,停车的意愿就会减少,除非有预定的目的。而路旁缺少停车位或停车不易,使那些车主也会望而却步。所以高明的都市管理者不但不会将路越修越宽,让车速越调越快,还要专门设立步行街,以增加人流——潜在的顾客流。

有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经验的人都知道,当车道增加到四条或更多时,必须特别注意出口,提前作好变道靠边的准备。在车流量大的七车道公路上行驶,要进出自如,对每个驾驶员都是考验。很难设想,这条10车道的大道到了车流密集时会是什么情景,驾驶员将如何应对,会是一条吸引人的平安快速大道还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战场坟场?而且如果这一段特别宽,车道特多,后面没有相应宽的路衔接,必然导致匝道、出口的堵塞,形成难以根除的痼疾。其实,道路专家早就警告,高速公路不能越修越宽。如果车流量真已超过极限,又无法削减,最合理的选择是另建新路,而不是任意拓宽。

而且现代的交通设施并不限于高速公路,在人口稠密地区,城市与城际轨道交通已经显示出巨大优势。这座中等城市紧靠一座大城市,两城间迟早会建轨道交通线,到那里,书记那让车流填满10条车道的超前意识就更没有实现的机会了。至于今后这八九十年间还会出现什么交通方式,客流物流还会有什么变化,目前更难预料。例如,随着网络和信息的发达,更多的人不必每天来往于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社区设施的完善会减少中心城区的人流;合理的物流和环保措施能大幅度减少物流量;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有削减交通运输总量。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会改变,崇拜、追求巨大、第一、“最×”的人越来越少。可以肯定,这条“华夏第一路”的落后要不了100年。

本以为这只是过去的故事,谁知今年夏天在西北某市又见到了新版,在该市还在建设的新区到处都是双向八车道的新路。据说这是当地主政的某书记的强力推行的规定,以至某书记已被称为“某八道”。不仅如此,连新路的路灯和街沿石都得用某书记曾经任职的某省产品,对此提出批评的人还会受到整肃,看来这位“八道”书记已经到了“霸道”的程度。

行车在这样的八道上自然舒服,但多数新路显得过于空旷寂寥,因为这座城市目前只有40多万人口,新区的人口更加稀少,就是整个省级政区也不过数百万人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八道大多是被闲置的。但新区所在,却是原来的城郊农田,大批良田就此成了硬质路面。

与此同时,新区附近还在大规模地恢复湿地,大片人工湖与水道相连,令人有置身水乡泽国之感。地处大河上游的某市固然不会缺水,但中下游却不时有断流之虞,怎么忍心将大量宝贵河水蒸发渗漏?我不明白,为什么“八道”书记对环境保护要采取双重标准呢?修那么多并非必要的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难道能用湿地来弥补吗?

看来在城市建设中,不讲科学固然可怕,不讲民主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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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葛剑雄

107篇文章 9年前更新

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HISTORICAL GEOGRAPHY编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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