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至今将春节称为“大年”，言下之意，法律意义上的新年——公历1月1日只是“小年”，真正的年非农历正月初一莫属。

这自然是传统使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开始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从此中国人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新年的，只有4次例外，即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8-24年）、魏明帝青龙五年至景初三年（237-239年）改以十二月为岁首，武则天载初元年至圣历二年（690-699年）、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曾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在太初元年之前，夏历、殷历和周历的岁首都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当年起又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02年开始，中国人有二千余年时间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年的。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改用公历，以每年1月1日为新年之始。由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宣统皇帝尚未退位，北京和北方仍奉清朝正朔，那天称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全国范围废旧历新年到1913年才实行。但民间旧俗难改，民国2年7月袁世凯下令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放假一天，自次年开始施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公历纪年，确定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本来，新年首先是一个政治性节日。中国历来重视纪年，新年是一年的开始，也是皇帝每一纪年之始。新年的庆祝是对除旧布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的祈求，要举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元旦大朝会，各地上报户口、收成、治安等政绩，祭天，祭太庙等，新皇帝继位后一般也要到下一个新年才改年号，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节前要封印封门，停止办公，节后才开封启印正式上班。新年也是财政年度的开始，或者是以新年为统计标准的。国家法定纪年变了，春节已不具有政治意义。

但春节的信仰意义却没有随着政治意义的消失而改变，尽管一次次受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和新文化的冲击，特别是文化革命的致命打击，却在民间不绝如线，改革开放以来还在逐渐恢复。

春节的传统信仰集中于两个方面，即敬天和崇祖。

历代帝王以天子自居，相信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得天命方能得天下，治天下也离不开天的保佑。在诸神中，天的地位最高，在一年最重要的节日中祭天是最重要的活动。民间没有祭天的资格，但同样敬天，并祈求天的庇佑。不过天不会降临平民百姓家中，而是派不同的神执掌不同职能。对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爷）——平时守在锅灶旁，掌一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这位保护神兼监察官要回天上述职，所以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送灶（神）。贡品中必须有粘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财源茂盛是普遍需要，据说年初五是财神爷的生日，接财神自然越早越好。还有门神，为使他忠于职守，新年前要将新的门神贴在大门上。

如果说敬天的活动多少带有敬畏和功利的心态，崇祖则主要是慎终追远的传统。先民一直认为人死后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即使有人相信死后会重新投胎，但他们的灵魂依然会回来。所以对祖先的祭祀和贡献是经常性的，季节性的，而最隆重的一次是新年前后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在农业社会，新年正处于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既有充分的时间与人力准备和操办，也有丰盛的酒水食品作为祭品。由于祖先的灵魂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才能回来，家庭的全部成员必须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否则不仅是对祖先的不敬不孝，还可能得不到诸神庇佑，甚至招致上天的惩罚。相比之下，合家团聚以及节日的吃喝玩乐还是其次的。这就是游子无论贫富贵贱，都急于在除夕前赶回故乡的原因。万不得已在外过年的人，也必须遥祭祖先，但总弥补不了不能合家祭祖的缺憾。

当祭祖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后，春节只剩下家人团聚和吃喝玩乐。随着生活的改善，平时都能吃喝玩乐，过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旦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和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团聚将失去魅力，春节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春节还会有信仰意义吗？如果有，还是敬天崇祖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全国、全世界各地回家过“大年”，似乎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各自不同的回家目的，显然并非全部出于对传统新年的信仰。这不能不使我们忧虑，也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