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年都会写有关春运的文章。有一年我曾写道，何时春运不再成问题，让我们在新年以后、春节之前能写点轻松的话题。今年尽管我已就春运接受过电视和电话采访，但一直不想动笔。可惜事与愿违，现在还是不得不说几句话，因为我不相信铁道部开出的支票，我认为光靠铁道部解决不了春运难题。

铁道部声称，春运之难在于运力不足。所以寄希望于铁路建设，待运输能力提高到能满足客流需要时，春运就不成问题。在铁道部方面，或许并没有算错，因为到2012年能铺好多少公里新铁路，建多少新车站，改造多少旧铁路，最终能达到多少运力，不会有什么误差，多大的运力可以输送多少旅客也不难计算。而且确定这样的目标后，也便于向国家要钱——除非国家不想保证春运，否则就得有这些投资。

但是我不知道铁道部是怎样估计2012年的春运客流量，是根据目前的数字，还是按照多大的增长率增加的？可这是一道谁也没有把握的难题。比如今年的客流量和提前量，就明显受到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事先有几个人估计到了？那么到2012年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春运的主力“农民工”会增加还是减少（尽管可能性不大）？如果增加的量超出了铁道部目前的预期，岂非又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

我一直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铁路春运之难，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扫清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让一部分“农民工”及时“摘帽”；一是从根本上消除利用火车票牟利的行为。

谁都明白，相当大部分每年往返于工作地与故乡之间的“农民工”，实际上早已是城市或城镇的产业工人了，甚至已跻身管理人员。可是却无法在工作地入籍，更不能接家属子女来定居，或者虽然家属子女同在却不能享受当地人同样的待遇。为了适宜这样的特色，或者说是为了保持这样对自己有利的特色，雇主方也留出长长的停产期，有的甚至要到年底才发当年的工资，到次年立春后才重新开工，经常保持一大批临时性质的“农民工”。要是“农民工”不受身分和户籍的限制，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早已过了“临时工”的阶段，应该转为正式工，或者签了长期劳动合同，成为工会会员和城市居民。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城市过年，或者将父母亲人接来过年，或者享受探亲假在春节以外的时段回乡探亲。如果这样，春运的客流固然会高于平时，但不会出现现在那样越来越高、高不可攀的盛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沿海大城市也每年有大批“农民工”迁入，但他们很快就成为产业工人、职员及城市的主人，并不需要每年奔波在春运路上。如果从今以后，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而使春运客流减少，铁道部的目标就能提前实现。

当然，这不符合某些“民俗学家”的愿望，他们希望春运潮越高越好，不是有人赞扬广州火车站的盛况，建议要以此“申遗”吗？我不知道这位“民俗学家”的祖籍何处，总不至于世世代代都在广州吧！他为什么不身体力行，每年回原籍祭祖团聚呢？为什么不到火车站站上一天，或者随返乡民工挤上火车享受一番呢？

至于第二方面，尽管铁道部至今没有承认，我却一直深信不疑。每年春运前铁道都信誓旦旦，保证如何采取措施打击票贩子，杜绝以票谋私，但只要春运一开始，没有哪一个车站没有票贩子，买不到高价票。就是对铁道部坚持的运力不足说，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无论事先如何积压，到了除夕、初一，该走的还是都走了，甚至还会出现几天冷清。我想没有哪一个是步行回家的，无非是最终不得不买高价票，或者改乘汽车或飞机了。如果是前者，岂不还是购票难，而不是运力不足。如果是后者，那为什么不能提前协调，铁路、公路、民航还不都是国务院管的？

多年前我就主张春运期间购买采用实名制，铁道部至今强调“中国国情”，斥为不现实。但只要对铁道部官方的言论稍加分析，就可肯定根本没有进行过认真研究。例如发言人以首都机场的面积旅客比与北京西客站的面积旅客比来说明实名制之不可行，似乎理由十足。但火车站有机场那样的候机条件吗？铁路一直24小时通行，航空只偶然开放红眼航线；机场的面积中跑道与停机坪占大部分，而车站的面积主要是候车部分。再说，实名制购票不一定逐人检核，像印度等国对实名制所购车票只进行抽查，进站与登车时根本无人检票，并不费多少人力。如果采用实名制售票，进出站和在车上抽查一部分，难道也不可行？全部不行，在几条最紧张的线路上或硬卧票实行总可以吧！即使真是运力不足，只要售票过程公正透明，高价票绝迹，预先没有买到票的人就会通过改变时间或交通工具的办法返乡，不必像现在那样无谓地耗费时间、精力和钱财。

针对民众提出的24小时售票的要求，某市铁路局在媒体公开声明“是不现实的”。可是第二天就宣布实行，因为胡锦涛的批示下达了。看来要靠铁道部自己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建议国务院下达一个研究课题，在下一次春运前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包括能否实行实名制售票。

改革开放初期，听一位技术型的领导干部质疑：中国能生产原子弹、氢弹，难道就解决不了抽水马桶漏水？那么今天我要质疑：中国能将飞船送上太空，难道就解决不了春运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