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学者已经明白：“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统治者再有权威和暴力，总会有人敢于对抗。人网再密，总有漏洞。唯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力无穷，没有哪个人逃脱得了。所以有时、有人明知这些不过是吓唬人的鬼话神话，甚至是自己骗出来的，但还是要以假乱真，弄假成真，大多是为了善良的目的，以便对潜在的罪犯产生心理上的震慑，使民众特别是孩童对“天地君亲师”、法律、伦理、传统、自然现象都保持敬畏。

神道设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导致愚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分裂割据不断、行政机构瘫痪、鸡犬之声绝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尽量避免“丧天害理”的行为，或者还会“良心发现”，主要还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设教的效果，使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千岛湖事件的凶手在抢劫了数十名台胞的财物后将台胞游客锁在舱内，游客没有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劫匪会遵守“谋财不害命”的底结，将他们锁入舱内不过是让他们无法报警，增加逃遁的时间，谁也想不到劫匪居然杀害全部游客。这位劫匪年纪不大，据说当过兵，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他信鬼神，并稍有敬畏之心，绝不会下如此毒手。

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但主义和领袖是具体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万能。如果说主义还能通过不断地修正或发展使之长期保持神圣的话，领袖毕竟是人，总不能与时俱进到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还得始终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和魅力，于是只能将领袖造成神。记得我幼时唱的歌，还是“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同我们一起过呀过呀快乐的节日”；“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他还是父亲，是可以学的。但到了1966后，唱的已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甚至是整篇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政治信仰的确能起作用。且不说革命中的千辛万苦，就是内部的路线斗争或从未间断的什么斗争，按照常理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但信仰不需要求证，只要坚信其正确就行了。主义不会错，错的是有人没有按主义办。领袖不会错，错的都是背着领袖干的。凡自己的想法与主义不合，那肯定是自己错了，知识分子要检查阶级立场，工农出身者得提高理论水平。某杰出的隐蔽工作者是中共、军统、汪伪三料间谍，功勋赫赫，但解放后还被当作汉奸文人，长期关押，晚年方获平反。他的经历常人难以想像，要没有信仰，早精神崩溃了。据说他临终前已精神失常，可见要将政治信仰坚持到底实在不容易。

政治信仰也不容易恢复。文革初期，我虽然已是中学教师，还是与其他“革命小将”一样，决心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什么事都闻风而动，唯恐跟得不紧。《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仅夜以继日贴别人大字报，还要引火烧身，鼓励学生贴自己大字报。但以后学校越搞越乱，社会上更乱，出现了很多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乱象怪事。以我当时的水平，也知道那些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想不到有些事得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肯定。面对报上的白纸红字（当时最新指示大多以红色印刷），我还是认为毛主席不会错，肯定是下面的人隐瞒真相，欺骗了毛主席。但毛主席明察秋毫，怎么会上别人当呢？这种想法刚一露头，我马上警觉起来——这不是怀疑毛主席吗？多么危险！可是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再听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的传达时，我终于动摇了对他的信仰——既然1966年就识破林彪阴谋，为什么还是让他干那么多坏事，还通过《党章》将他确立为接班人？既然洞察一切，怎么还让他出逃外蒙古？万一他不摔死，岂不是拿全国人民开玩笑吗？将毛主席当成神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而且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治信仰只能作用于政治家、政党骨干或少数有特殊政治兴趣的人，对多数民众是起不了作用的。

伦理道德的信仰更加理性，可惜也只限于少数社会精英，连普及到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更不用说一般民众。儒家强调慎独，一方面说明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要维持伦理道德的信仰多不容易！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易行的还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国以往的神道设教、因果报应等。因为再强大的政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完全消除社会不公，也不能使每一个人避免不幸遭遇；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谜；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指导任何实际。但宗教和神是全能的，物质上不能精神上能，今世不修来世修，此岸办不到的事在彼岸办得到，其他信仰能取代吗？